【内容提要】《周易》古经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展示中华先民智慧的著作，包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1、把天地万物风调雨顺的生态平衡景象与人类自身崇尚道德紧密联系起来，阐发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2、提出生态忧患意识观，反对浪费和破坏资源；3、描绘了“生态之乐”的社会理想蓝图，倡导人与万物友好相处的生态和谐观。这些思想对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通行本《周易》由“古经”和“十翼”两部分组成。“古经”即64卦卦爻辞，据高亨先生研究表明“大抵成于周初”[1]，而“十翼”即十篇《易传》则作为注解“古经”的作品成书较晚，其各篇的问世时间已不可考，大致在战国后期至汉初才最后定形。《周易》古经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阐发天人合一的最初形态观念、展示中华先民智慧的著作，包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的发韧之作。
一、“既雨既处”的生态道德观
《周易》古经《小畜》卦上九爻提出了一个与生态伦理相关的命题——“既雨既处，尚德载。”即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该停雨的时候就停雨，这是因为人们有至高无上的道德能够载物（容纳天下万物，既对人讲道德，也对万物讲道德）的缘故。句中“雨”为动词“下雨”，“处”为动词“停止”，“载”，按《周易·象》的解释是“德积载也”，也就是人类效法大地“厚德载物”之“载”义，指人们积蓄了高尚的道德，可以容纳天下万物。这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我国古代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出的一种生态伦理思想，说明在西周初期我国先民已经将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自身拥有的高尚道德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这种文明的出现和长久不衰，当然与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景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何保持“既雨既处”的理想生态平衡景观，就成为我国古代先民现实生活中最关注的重大问题。西周初期的知识精英们从总结周这个小邦国取代大国殷商的政治现实出发，思考周兴商败的哲理，发现“德”这个因素十分重要，统治者有道德、能顺应民心，就能取得天下，而一旦失去“德”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周人提出“天命”取代商人的“帝命”，用敬天重德的伦理政治取代商人重帝神、轻德性的神权政治，这无疑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这种伦理政治观折射到农业生产上去，就出现了“既雨既处，尚德载”的生态伦理思想。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商人的神权政治下是不可能产生这种重德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这种“尚德载”思想只有在小邦周取代大国商以后才可能问世。这种思想第一次见诸于西周初期和文献《周易》古经中，决不是偶然的。
“尚德载”的生态道德观与我国古代农业文明中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资源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夏朝时天文学就相当发达，有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夏历”即俗称农历问世，这正是用天文指导人事，具有丰富“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力证据。）这种体现着农业文明智慧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在西周初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周的创立者们提出了“天”这个概念，使“天人合一”的最初形态观念有了可以明确表达的方式。《周易》作为西周统治者们推广其敬天重德政治伦理的一本著作，第一次用适当的方式阐述了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周易》古经《乾》卦九二爻辞和九五爻辞分别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两句皆是十分明显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文字。《周易》古经文字中象这样的语句不胜枚举。可以说，整部《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就是按照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写成的。西周初期的先民们一方面看到了“敬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凸显“重德之人”的主体地位亦相当重要，所以“敬天”与“重德”不能分开。只有发挥“重德”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敬天”“事天”，得到“天”的佑助；不是“重德之人”，“天”是不会给他带来好运的。《周易》古经《大有》上九爻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思想，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西周初期的先民们已经相当自觉地把人的命运与如何对待上天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从上天得到了佑助，出现“既雨既处”的自然景观，生产、生活才会吉祥而无所不利。所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把我国古代先民这种敬天重德的“天人合一”自然观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organic naturalism）。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2]（P338）我们说，正是“天”这个自然界，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所以西周初期的先民们才如此“敬天重德”。他们不但认为只有自己本身高尚的“德”（“载物”之德）才会得到“天”的佑助，而且认为“天”本身也是有至高无上的道德的“重德”之物，正是由于这个“德”字才把天人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即所谓“天人合德”观。这一点，《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作者在讲解《周易》古经时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为战国时期杰出的儒学思想家孟轲和荀况所明确揭示。
“天人合德”的命题是在《易传·乾文言》中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这样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句话是解释《周易》古经“乾”卦九五爻辞：“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为什么“飞龙在天”与“利见大人”有“天人合一”的关系呢？就是因为“天”与“人”之间存在“合其德”的关系，即“天人合德”，这样才把天人关系有机统一起来，出现“乾”卦九五爻的“天人合一”景象。这种“天人合德”关系包括了四种相“合”关系：与天地同德，厚德载物；与日月同辉，普照一切；与四时同律，井然有序；与鬼神同心，毫无偏私。这实际上将“大人”（君子、大丈夫）的个人品格及其为人处事的高尚行为作了全面的概括。只有具备这四种德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君子、大丈夫）。这种思想与战国中期杰出的儒学思想家孟子的高尚君子（大人、大丈夫）人格论和以德治国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孟子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者……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又讲：“圣人，人伦之至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并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主张“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之所以有这种“大人”仁德重义思想，与其“天人合一”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孟子认为“天之道”与“人之道”是有诚相通、相互感动的，主张“乐天”、“畏天”。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并提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的以德治国主张，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把“德”通过天人合德关系从个人品格修养拓展到治国理念与实践上来，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我们说《易传·乾文言》与《孟子》都是同时代的儒家文献，因为受《周易》古经“尚德”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才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天人合德”观，这是《周易》古经对儒家思想影响的佐证，也说明了儒家在汉代为什么要将《周易》纳入儒家经典文献之一的合理性。
“天人合德”观还在与《易传·乾文言》同时代的解《易》文献《易传·系辞上传》中作了充分的阐发。《易传.系辞上传》最末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段文字由讲“卦”与“辞”、“变”与“通”的关系，推而广之讲“人”与“天”的关系。最后的那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学者多有误解，以为也是讲人，如宋儒朱熹就在其《周易本义》中作注道：“卦爻所以变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实则不然，这是讲天“德”而非人“德”。全句用排比句式讲解三对范畴、三种关系，即“卦”与“辞”、“变”与“通”、“人”与“天”，何以见得呢？原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先秦思想家对“天”德的常用赞语。天不会说话，所以只能是“默”和“不言”的样子，但它能通过“成（通“诚”）”和“信”这些德行被人们感知到它的存在和运行规律。荀子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感知到天的存在和运行规律即所谓“天行有常”（“常”即运行规律）时，指出：“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荀子·不苟》）荀子告诉我们，虽然天、地、四时这些自然界“不言”，但因为它们有“诚”这种美德，所以被人们称赞并感知到它们的运行规律。正是在这种认识前提下，荀子才将“天之道”与“人之道”通过“诚”这种美德连在一起，进而提出自己的生态伦理观的。《周易·系辞上传》这句话，可以说对荀子影响巨大。因为“人”是有“神而明之”的高级动物，所以才能从“天”这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的“德行”中体会出之所以会有“天人合一”关系存在的奥妙来。这也是《周易》古经提到具体的天人合一关系时，为什么往往与“大人”相连的奥妙所在（“大人”即有德行有地位之人，西周初期的知识精英们认为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是不配也不能做“大人”的）。也正是由于“天人合一”中，天与人皆有高尚德行（“天人合德”），所以才会有《周易》古经主张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思想出现。
《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解释是符合《周易》古经本义的。得到上天佑助的“神而明之”的人，的确是重视“德行”的。《未济》卦六五爻辞说：“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把“有孚”即有诚信，看作是“君子之光”即君子的光辉所在。“有孚”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写作“有复”，有学者认为这个“复”是“返回”之义，这是不对的。“复”并非仅仅只有“返回”之义，这里“有”为动词，“复”显然为名词或名词词组。我们认为当为“实践诺言”亦即是“诚信”之义。《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集注云：“复，践言也。”说明“信”与“复”同义相关。所以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将今本《周易》古经中所有的“孚”字写作“复”，完全可作“诚信”之义解。
“君子之光有孚吉”明确给西周初期先民们的“重德”思想作了最好注脚，因为只有讲诚信，老天爷才会佑助，否则就会失去天助，出现“羞辱”之事。《恒》卦九三爻辞说：“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不能永久地自守德行，就会有羞辱之事发生。这句话曾被孔子引用过。《论语·子路》记载道——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可见，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也很看重《周易》古经这句重视“恒德”之言。由此可见，孔子儒学受到《周易》古经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周易》古经讲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后紧接着例举了一件“羞辱”之事，即“九四：田无禽。”因为不能恒守德行，所以打猎一无所获，得到了天的报应。《周易》古经作者这种“重德”观，把人之德与天之德紧密相连，体现了“天人合一”最初形态观念的德性价值取向，这是《周易》古经最为突出的一大特征。这种德性价值取向也影响了“亚圣”孟子的生态伦理观。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人之道”与“天之道”能够相合一就在于有“诚”这种德性。这种价值取向，成为历代儒家生态德性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从中，我们也可体会出为什么《周易》在汉代地位突出，成为“六经之首”的深层原因所在。
二、“系于苞桑”的生态爱护观
《周易》古经的作者看到了风调雨顺对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主张通过“尚德载”这种厚德载物的美德感化上天，达到“既雨既处”的生态平衡目的。但是自然界并不总是风调雨顺的，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也是经常会遇到的。《周易》古经就描绘了诸多灾害现象：《离》卦九四爻：“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一场大火灾，不仅烧毁了森林，也烧毁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井》卦初六爻：“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严重干旱，连古井都变成了废井，井里只剩下干巴巴的泥土，再也不见鸟儿光顾。《既济》卦上六爻：“濡其首，厉。”洪水泛滥，人头在洪水中挣扎，多么危险呀！……正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火灾、旱灾、水灾等的危害对人们的生存带来的可怕情形，《周易》古经的作者才充满了生态忧患意识，提出了生态爱护和资源节用思想。
在《否》卦九五爻中，有一个生态忧患的呐喊，真是扣人心弦，即“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桑叶是喂养蚕的基础，一旦桑树死亡，蚕也会因失去食物而死亡，所以蚕农们小心翼翼地精心种植桑树，时时刻刻心系着苞桑树。这种“心系苞桑”的生态忧患意识是华夏农业文明得以开创和发展不衰的原动力。《否》卦九五爻记载的中华先民养蚕业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得到了证明，公元前3000我国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养蚕业和丝织业，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我们说，正是由于有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农民们注意保护生态资源，确保资源不枯竭，生产生活有保障，才谱写出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农业文明乐章。
为了爱护资源，保护生态系统，《周易》古经提倡一种节俭消费观。《大有》卦九四爻辞讲：“匪其彭，无咎。”程颐《伊川易传》作注道：“彭，盛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奢侈就不会有过失。这个“彭”有两层含义：既指饮食穿着太奢侈，也指居住豪华、大兴土木。饮食穿着太奢侈势必过多消费粮食和布匹，而居住太豪华，大兴土木则势必耗费过多的土地空间和建筑材料，这都是没有做到节俭，故会有咎。《周易》古经借助天人合一的力量，通过讲解“有咎、无咎”来推行自己的节俭消费观，强调节俭就“无咎”，否则就会遭天的处罚。
爱护资源，节俭消费，也包括对动物资源的爱护和节用。《周易》古经特别提倡古代天子打猎用的“三驱”法，不主张对野生动物一网打尽。《比》卦九五爻辞说：“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意即：最明显的比附措施是用“三驱”之法，放走前面的野兽，使周围的邑民百姓没有戒备之心（意为不搔扰狩猎地区民众），这样才是吉利的。什么叫“三驱”之法呢？《周义正义》解释说：“凡三驱之礼，禽向己者则舍之，背己者则射之，故失其前禽也。”即打猎时将三面包围，放开一面，进来的野兽，凡是面对自己直冲过来的，一律放走；凡是背朝自己的则可以射杀。这样就可以保证野生动物资源不枯竭。
《屯》卦六三爻辞讲：“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即”，意为追逐，“无虞”指没有经过虞人的同意允许，古代虞人是专门管理山泽资源的官员。这是一句保护动物资源的劝告辞。盲目追杀野鹿，误入虞人管辖的森林中，如果你真是君子的话，就见机行事，不如放弃追杀吧，再往前走就会有麻烦了。这是在苦口婆心地劝告猎人做“君子”，放弃一味盲目猎杀野生动物，服从虞人管理。其目的也是出于节用资源，反对赶尽杀绝的行径。
《师》卦六五爻辞揭示了这种既反对赶尽杀绝行径，又要保护好资源的生态伦理辩证法思想。这句爻辞是这样的：“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意即：野兽来到田地里损坏庄稼，捕捉它是吉利的，没有过失。但是兴师动众，打围歼野兽之仗就很不好了。你看哥哥带头追杀，弟弟抬着野兽们的尸体，把野兽杀得“舆尸”遍地，这是典型的赶尽杀绝的极端行为，是凶的征兆，故曰“贞凶”。这里前后两句话，一句“无咎”一句“贞凶”，反映了《周易》古经作者在保护动物资源上的清醒立场，这在近三千年前的西周初期的思想家中是十分难得的宝贵思想。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对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的生态伦理观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智慧的活水源头，值得我们珍惜，并加以发扬光大。
三、“鸣鹤在阴”的生态和谐观
《周易》古经作者倡导生态资源的爱护、节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源枯竭，危害人类的生存。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周易》古经还看到了“生态之乐”，提出了自己的生态和谐观。
《中孚》卦九二爻描绘了一种将动物拟人化的“生态之乐”——请听：“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一只鹤鸟在树下阴凉的地方鸣叫，它的好伙伴声声应和：我有好酒，想与你共同受用。这是一幅生态和谐的美景画，大树为鸣鹤提供乘凉的栖息地，大自然为这对声声相应的鸣鹤提供了“好爵”，好令人羡慕，它让人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这实际上是作者借鸣鹤抒发自己的生态社会理想。
为什么说是“生态社会理想”呢？这从《履》卦的有关卦爻辞可得到很好说明。《履》卦生动地描绘出了这种生态社会理想——请听：“履虎尾不咥人，亨。”朱熹《周易本义》注释这句爻辞为“履虎尾而不见伤之象。”为什么象老虎这样凶猛吃人的动物，踩着它的尾巴，也不伤害人呢？《履卦》提出了四种不伤人的原因，即“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这四种不伤人的情形都与人的德行有直接关联。首先看“素履往，无咎。”这句是讲与老虎保持和平的，没有非份之想的往来，所以“无咎”；再看“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这句是讲不乱来的人（“幽人”）与老虎交往，保持诚信坦然的胸怀，独守正道，所以“贞吉”；其次看“履虎尾，愬愬终吉”。这句话讲与老虎交往是持恭敬之心，所以踩着虎尾也是“终吉”的；最后看“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这句是讲看着老虎就想到自己要态度祥和，一举一动都相当圆满，所以是“元吉”的。《周易》古经作者大胆地提出这种“履虎尾不咥人，亨”的生态社会理想（“亨”这里作“太平盛世”解），并一再强调人们只要真正用和平、诚信、恭敬和祥和的一颗心去与老虎这类猛兽交往都会平安无事的。“老虎不伤人”，这在三千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决不可能出现的社会景象，所以我们称之为“生态社会理想”，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这种理想的太平盛世，与统治者、老百姓推行德治，讲究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周易》古经强调生态伦理与社会伦理相统一，才会有“亨”的太平盛世出现。否则，不会有太平盛世。《履》卦六三爻辞明确指出：“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为什么踩着老虎尾巴而被老虎伤害呢？这是因为“武人为于大君”的缘故呀。“武人”即不讲仁慈，不讲和平，滥杀无辜（包括动物）的人。这种人一旦干政，当了“大君”（国王），国家就不会安宁，不仅那种理想的生态社会不能维持，反而会造成天下险象横生的局面。《履卦》泾渭分明地展现了两种政治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象出现的情形，即“幽人”（这里指“无为而不为”的统治者，他们是不乱来的人）政治，就会出现“虎不咥人”的社会景象，而“武人”政治则会出现“虎咥人”的社会景象。显然，《周易》古经作者是很反对“武人”政治的。《履卦》用占了全卦5/7的篇幅描绘虎不伤人的生态理想社会，并详细探讨了实现这一社会的四条德性措施，而对“武人”政治，则只是一语带过，其不肖一屑的态度跃然于纸上。我们说，《周易》古经这种生态理想社会思想对后来儒家提出“大同”社会理想和道家提出“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汉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儒家理想生态社会蓝图，可以说是直接导源于此，这是毋庸置疑的。
《周易》古经“生态社会理想”的提出一方面当然与其追求“鸣鹤在阴”的生态和谐观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是与其安邦治国、推行德治和共同富裕的政治道德观息息相关的。《周易》古经政治上重“君子”，看不起“小人”。《师》卦上六爻辞明确提出：“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主张“大君（国王）”应该远离“小人”。《遁》卦九四爻辞说：“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好的无为而治的国度，因为用了“君子”才吉利，而“小人”就不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君子”讲“有孚”（诚信）之德，而“小人”则不讲道德，这样“君子”会“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小人”没有德性不能与天沟通，当然得不到天的佑助了。《解》六五爻辞赞扬“君子”的“有孚”之德，不仅用之于个人自身修养，而且用之于与“小人”关系的处理上：“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君子胸怀大度，一派仁人志士的气魄，即便对小人也能用诚信之心去化解矛盾，这是多么高尚的人呵。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儒家“以德报怨”思想的源头。《周易》古经还主张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生态社会。《小畜》九五爻辞说：“九五：有孚挛如，富比其邻。”挛，即心连心、手牵手而有仁爱之义。这句讲人人有诚信、讲仁爱，就会共同富裕起来。这种“有孚挛如，富比其邻”的政治社会理想与“履虎尾不咥人，亨”的生态社会理想二者相结合，才是《周易》古经作者所追求的完美的太平盛世理想。显然这种理想在古代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种理想象光芒闪射的一轮太阳，给华夏民族自强不息提供了巨大的热能和动力，推动着中华文明穿越古今时空，迈上新的征途……当今世界生态失衡，全球各种危机四伏，有识之士都在自觉倡导生态道德，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危机，寻求维持新的生态系统的法宝。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智慧的奇葩——《周易》古经所阐发的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无疑是一剂济世良药，是拯救地球、解决危机的有效法宝。试想，如果全世界那些富裕国家都能“富比其邻”，不肆意掠夺别国的资源、制止好战的“武人”政治、和平共处，讲究“有孚挛如”，保持“尚德载”的胸怀，那么全球“既雨既处”、“虎不咥人”的美好生态社会降临的日子还会那么遥远么？！
通行本《周易》由“古经”和“十翼”两部分组成。“古经”即64卦卦爻辞，据高亨先生研究表明“大抵成于周初”[1]，而“十翼”即十篇《易传》则作为注解“古经”的作品成书较晚，其各篇的问世时间已不可考，大致在战国后期至汉初才最后定形。《周易》古经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阐发天人合一的最初形态观念、展示中华先民智慧的著作，包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的发韧之作。
一、“既雨既处”的生态道德观
《周易》古经《小畜》卦上九爻提出了一个与生态伦理相关的命题——“既雨既处，尚德载。”即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该停雨的时候就停雨，这是因为人们有至高无上的道德能够载物（容纳天下万物，既对人讲道德，也对万物讲道德）的缘故。句中“雨”为动词“下雨”，“处”为动词“停止”，“载”，按《周易·象》的解释是“德积载也”，也就是人类效法大地“厚德载物”之“载”义，指人们积蓄了高尚的道德，可以容纳天下万物。这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我国古代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出的一种生态伦理思想，说明在西周初期我国先民已经将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自身拥有的高尚道德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这种文明的出现和长久不衰，当然与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景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何保持“既雨既处”的理想生态平衡景观，就成为我国古代先民现实生活中最关注的重大问题。西周初期的知识精英们从总结周这个小邦国取代大国殷商的政治现实出发，思考周兴商败的哲理，发现“德”这个因素十分重要，统治者有道德、能顺应民心，就能取得天下，而一旦失去“德”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周人提出“天命”取代商人的“帝命”，用敬天重德的伦理政治取代商人重帝神、轻德性的神权政治，这无疑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这种伦理政治观折射到农业生产上去，就出现了“既雨既处，尚德载”的生态伦理思想。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商人的神权政治下是不可能产生这种重德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这种“尚德载”思想只有在小邦周取代大国商以后才可能问世。这种思想第一次见诸于西周初期和文献《周易》古经中，决不是偶然的。
“尚德载”的生态道德观与我国古代农业文明中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资源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夏朝时天文学就相当发达，有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夏历”即俗称农历问世，这正是用天文指导人事，具有丰富“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力证据。）这种体现着农业文明智慧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在西周初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周的创立者们提出了“天”这个概念，使“天人合一”的最初形态观念有了可以明确表达的方式。《周易》作为西周统治者们推广其敬天重德政治伦理的一本著作，第一次用适当的方式阐述了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周易》古经《乾》卦九二爻辞和九五爻辞分别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两句皆是十分明显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文字。《周易》古经文字中象这样的语句不胜枚举。可以说，整部《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就是按照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写成的。西周初期的先民们一方面看到了“敬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凸显“重德之人”的主体地位亦相当重要，所以“敬天”与“重德”不能分开。只有发挥“重德”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敬天”“事天”，得到“天”的佑助；不是“重德之人”，“天”是不会给他带来好运的。《周易》古经《大有》上九爻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思想，即“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西周初期的先民们已经相当自觉地把人的命运与如何对待上天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从上天得到了佑助，出现“既雨既处”的自然景观，生产、生活才会吉祥而无所不利。所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把我国古代先民这种敬天重德的“天人合一”自然观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organic naturalism）。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2]（P338）我们说，正是“天”这个自然界，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所以西周初期的先民们才如此“敬天重德”。他们不但认为只有自己本身高尚的“德”（“载物”之德）才会得到“天”的佑助，而且认为“天”本身也是有至高无上的道德的“重德”之物，正是由于这个“德”字才把天人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即所谓“天人合德”观。这一点，《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作者在讲解《周易》古经时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为战国时期杰出的儒学思想家孟轲和荀况所明确揭示。
“天人合德”的命题是在《易传·乾文言》中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这样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句话是解释《周易》古经“乾”卦九五爻辞：“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为什么“飞龙在天”与“利见大人”有“天人合一”的关系呢？就是因为“天”与“人”之间存在“合其德”的关系，即“天人合德”，这样才把天人关系有机统一起来，出现“乾”卦九五爻的“天人合一”景象。这种“天人合德”关系包括了四种相“合”关系：与天地同德，厚德载物；与日月同辉，普照一切；与四时同律，井然有序；与鬼神同心，毫无偏私。这实际上将“大人”（君子、大丈夫）的个人品格及其为人处事的高尚行为作了全面的概括。只有具备这四种德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君子、大丈夫）。这种思想与战国中期杰出的儒学思想家孟子的高尚君子（大人、大丈夫）人格论和以德治国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孟子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者……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又讲：“圣人，人伦之至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并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主张“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之所以有这种“大人”仁德重义思想，与其“天人合一”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孟子认为“天之道”与“人之道”是有诚相通、相互感动的，主张“乐天”、“畏天”。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并提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的以德治国主张，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把“德”通过天人合德关系从个人品格修养拓展到治国理念与实践上来，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我们说《易传·乾文言》与《孟子》都是同时代的儒家文献，因为受《周易》古经“尚德”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才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天人合德”观，这是《周易》古经对儒家思想影响的佐证，也说明了儒家在汉代为什么要将《周易》纳入儒家经典文献之一的合理性。
“天人合德”观还在与《易传·乾文言》同时代的解《易》文献《易传·系辞上传》中作了充分的阐发。《易传.系辞上传》最末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段文字由讲“卦”与“辞”、“变”与“通”的关系，推而广之讲“人”与“天”的关系。最后的那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学者多有误解，以为也是讲人，如宋儒朱熹就在其《周易本义》中作注道：“卦爻所以变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实则不然，这是讲天“德”而非人“德”。全句用排比句式讲解三对范畴、三种关系，即“卦”与“辞”、“变”与“通”、“人”与“天”，何以见得呢？原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先秦思想家对“天”德的常用赞语。天不会说话，所以只能是“默”和“不言”的样子，但它能通过“成（通“诚”）”和“信”这些德行被人们感知到它的存在和运行规律。荀子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感知到天的存在和运行规律即所谓“天行有常”（“常”即运行规律）时，指出：“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荀子·不苟》）荀子告诉我们，虽然天、地、四时这些自然界“不言”，但因为它们有“诚”这种美德，所以被人们称赞并感知到它们的运行规律。正是在这种认识前提下，荀子才将“天之道”与“人之道”通过“诚”这种美德连在一起，进而提出自己的生态伦理观的。《周易·系辞上传》这句话，可以说对荀子影响巨大。因为“人”是有“神而明之”的高级动物，所以才能从“天”这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的“德行”中体会出之所以会有“天人合一”关系存在的奥妙来。这也是《周易》古经提到具体的天人合一关系时，为什么往往与“大人”相连的奥妙所在（“大人”即有德行有地位之人，西周初期的知识精英们认为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是不配也不能做“大人”的）。也正是由于“天人合一”中，天与人皆有高尚德行（“天人合德”），所以才会有《周易》古经主张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思想出现。
《易传·乾文言》和《易传·系辞上传》的解释是符合《周易》古经本义的。得到上天佑助的“神而明之”的人，的确是重视“德行”的。《未济》卦六五爻辞说：“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把“有孚”即有诚信，看作是“君子之光”即君子的光辉所在。“有孚”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写作“有复”，有学者认为这个“复”是“返回”之义，这是不对的。“复”并非仅仅只有“返回”之义，这里“有”为动词，“复”显然为名词或名词词组。我们认为当为“实践诺言”亦即是“诚信”之义。《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集注云：“复，践言也。”说明“信”与“复”同义相关。所以马王堆帛书《周易》古经将今本《周易》古经中所有的“孚”字写作“复”，完全可作“诚信”之义解。
“君子之光有孚吉”明确给西周初期先民们的“重德”思想作了最好注脚，因为只有讲诚信，老天爷才会佑助，否则就会失去天助，出现“羞辱”之事。《恒》卦九三爻辞说：“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不能永久地自守德行，就会有羞辱之事发生。这句话曾被孔子引用过。《论语·子路》记载道——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可见，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也很看重《周易》古经这句重视“恒德”之言。由此可见，孔子儒学受到《周易》古经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周易》古经讲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后紧接着例举了一件“羞辱”之事，即“九四：田无禽。”因为不能恒守德行，所以打猎一无所获，得到了天的报应。《周易》古经作者这种“重德”观，把人之德与天之德紧密相连，体现了“天人合一”最初形态观念的德性价值取向，这是《周易》古经最为突出的一大特征。这种德性价值取向也影响了“亚圣”孟子的生态伦理观。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人之道”与“天之道”能够相合一就在于有“诚”这种德性。这种价值取向，成为历代儒家生态德性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从中，我们也可体会出为什么《周易》在汉代地位突出，成为“六经之首”的深层原因所在。
二、“系于苞桑”的生态爱护观
《周易》古经的作者看到了风调雨顺对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主张通过“尚德载”这种厚德载物的美德感化上天，达到“既雨既处”的生态平衡目的。但是自然界并不总是风调雨顺的，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也是经常会遇到的。《周易》古经就描绘了诸多灾害现象：《离》卦九四爻：“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一场大火灾，不仅烧毁了森林，也烧毁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井》卦初六爻：“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严重干旱，连古井都变成了废井，井里只剩下干巴巴的泥土，再也不见鸟儿光顾。《既济》卦上六爻：“濡其首，厉。”洪水泛滥，人头在洪水中挣扎，多么危险呀！……正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火灾、旱灾、水灾等的危害对人们的生存带来的可怕情形，《周易》古经的作者才充满了生态忧患意识，提出了生态爱护和资源节用思想。
在《否》卦九五爻中，有一个生态忧患的呐喊，真是扣人心弦，即“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桑叶是喂养蚕的基础，一旦桑树死亡，蚕也会因失去食物而死亡，所以蚕农们小心翼翼地精心种植桑树，时时刻刻心系着苞桑树。这种“心系苞桑”的生态忧患意识是华夏农业文明得以开创和发展不衰的原动力。《否》卦九五爻记载的中华先民养蚕业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得到了证明，公元前3000我国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养蚕业和丝织业，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我们说，正是由于有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农民们注意保护生态资源，确保资源不枯竭，生产生活有保障，才谱写出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农业文明乐章。
为了爱护资源，保护生态系统，《周易》古经提倡一种节俭消费观。《大有》卦九四爻辞讲：“匪其彭，无咎。”程颐《伊川易传》作注道：“彭，盛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奢侈就不会有过失。这个“彭”有两层含义：既指饮食穿着太奢侈，也指居住豪华、大兴土木。饮食穿着太奢侈势必过多消费粮食和布匹，而居住太豪华，大兴土木则势必耗费过多的土地空间和建筑材料，这都是没有做到节俭，故会有咎。《周易》古经借助天人合一的力量，通过讲解“有咎、无咎”来推行自己的节俭消费观，强调节俭就“无咎”，否则就会遭天的处罚。
爱护资源，节俭消费，也包括对动物资源的爱护和节用。《周易》古经特别提倡古代天子打猎用的“三驱”法，不主张对野生动物一网打尽。《比》卦九五爻辞说：“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意即：最明显的比附措施是用“三驱”之法，放走前面的野兽，使周围的邑民百姓没有戒备之心（意为不搔扰狩猎地区民众），这样才是吉利的。什么叫“三驱”之法呢？《周义正义》解释说：“凡三驱之礼，禽向己者则舍之，背己者则射之，故失其前禽也。”即打猎时将三面包围，放开一面，进来的野兽，凡是面对自己直冲过来的，一律放走；凡是背朝自己的则可以射杀。这样就可以保证野生动物资源不枯竭。
《屯》卦六三爻辞讲：“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即”，意为追逐，“无虞”指没有经过虞人的同意允许，古代虞人是专门管理山泽资源的官员。这是一句保护动物资源的劝告辞。盲目追杀野鹿，误入虞人管辖的森林中，如果你真是君子的话，就见机行事，不如放弃追杀吧，再往前走就会有麻烦了。这是在苦口婆心地劝告猎人做“君子”，放弃一味盲目猎杀野生动物，服从虞人管理。其目的也是出于节用资源，反对赶尽杀绝的行径。
《师》卦六五爻辞揭示了这种既反对赶尽杀绝行径，又要保护好资源的生态伦理辩证法思想。这句爻辞是这样的：“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意即：野兽来到田地里损坏庄稼，捕捉它是吉利的，没有过失。但是兴师动众，打围歼野兽之仗就很不好了。你看哥哥带头追杀，弟弟抬着野兽们的尸体，把野兽杀得“舆尸”遍地，这是典型的赶尽杀绝的极端行为，是凶的征兆，故曰“贞凶”。这里前后两句话，一句“无咎”一句“贞凶”，反映了《周易》古经作者在保护动物资源上的清醒立场，这在近三千年前的西周初期的思想家中是十分难得的宝贵思想。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对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的生态伦理观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智慧的活水源头，值得我们珍惜，并加以发扬光大。
三、“鸣鹤在阴”的生态和谐观
《周易》古经作者倡导生态资源的爱护、节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源枯竭，危害人类的生存。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周易》古经还看到了“生态之乐”，提出了自己的生态和谐观。
《中孚》卦九二爻描绘了一种将动物拟人化的“生态之乐”——请听：“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一只鹤鸟在树下阴凉的地方鸣叫，它的好伙伴声声应和：我有好酒，想与你共同受用。这是一幅生态和谐的美景画，大树为鸣鹤提供乘凉的栖息地，大自然为这对声声相应的鸣鹤提供了“好爵”，好令人羡慕，它让人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这实际上是作者借鸣鹤抒发自己的生态社会理想。
为什么说是“生态社会理想”呢？这从《履》卦的有关卦爻辞可得到很好说明。《履》卦生动地描绘出了这种生态社会理想——请听：“履虎尾不咥人，亨。”朱熹《周易本义》注释这句爻辞为“履虎尾而不见伤之象。”为什么象老虎这样凶猛吃人的动物，踩着它的尾巴，也不伤害人呢？《履卦》提出了四种不伤人的原因，即“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这四种不伤人的情形都与人的德行有直接关联。首先看“素履往，无咎。”这句是讲与老虎保持和平的，没有非份之想的往来，所以“无咎”；再看“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这句是讲不乱来的人（“幽人”）与老虎交往，保持诚信坦然的胸怀，独守正道，所以“贞吉”；其次看“履虎尾，愬愬终吉”。这句话讲与老虎交往是持恭敬之心，所以踩着虎尾也是“终吉”的；最后看“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这句是讲看着老虎就想到自己要态度祥和，一举一动都相当圆满，所以是“元吉”的。《周易》古经作者大胆地提出这种“履虎尾不咥人，亨”的生态社会理想（“亨”这里作“太平盛世”解），并一再强调人们只要真正用和平、诚信、恭敬和祥和的一颗心去与老虎这类猛兽交往都会平安无事的。“老虎不伤人”，这在三千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决不可能出现的社会景象，所以我们称之为“生态社会理想”，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这种理想的太平盛世，与统治者、老百姓推行德治，讲究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周易》古经强调生态伦理与社会伦理相统一，才会有“亨”的太平盛世出现。否则，不会有太平盛世。《履》卦六三爻辞明确指出：“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为什么踩着老虎尾巴而被老虎伤害呢？这是因为“武人为于大君”的缘故呀。“武人”即不讲仁慈，不讲和平，滥杀无辜（包括动物）的人。这种人一旦干政，当了“大君”（国王），国家就不会安宁，不仅那种理想的生态社会不能维持，反而会造成天下险象横生的局面。《履卦》泾渭分明地展现了两种政治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象出现的情形，即“幽人”（这里指“无为而不为”的统治者，他们是不乱来的人）政治，就会出现“虎不咥人”的社会景象，而“武人”政治则会出现“虎咥人”的社会景象。显然，《周易》古经作者是很反对“武人”政治的。《履卦》用占了全卦5/7的篇幅描绘虎不伤人的生态理想社会，并详细探讨了实现这一社会的四条德性措施，而对“武人”政治，则只是一语带过，其不肖一屑的态度跃然于纸上。我们说，《周易》古经这种生态理想社会思想对后来儒家提出“大同”社会理想和道家提出“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汉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儒家理想生态社会蓝图，可以说是直接导源于此，这是毋庸置疑的。
《周易》古经“生态社会理想”的提出一方面当然与其追求“鸣鹤在阴”的生态和谐观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是与其安邦治国、推行德治和共同富裕的政治道德观息息相关的。《周易》古经政治上重“君子”，看不起“小人”。《师》卦上六爻辞明确提出：“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主张“大君（国王）”应该远离“小人”。《遁》卦九四爻辞说：“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好的无为而治的国度，因为用了“君子”才吉利，而“小人”就不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君子”讲“有孚”（诚信）之德，而“小人”则不讲道德，这样“君子”会“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小人”没有德性不能与天沟通，当然得不到天的佑助了。《解》六五爻辞赞扬“君子”的“有孚”之德，不仅用之于个人自身修养，而且用之于与“小人”关系的处理上：“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君子胸怀大度，一派仁人志士的气魄，即便对小人也能用诚信之心去化解矛盾，这是多么高尚的人呵。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儒家“以德报怨”思想的源头。《周易》古经还主张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生态社会。《小畜》九五爻辞说：“九五：有孚挛如，富比其邻。”挛，即心连心、手牵手而有仁爱之义。这句讲人人有诚信、讲仁爱，就会共同富裕起来。这种“有孚挛如，富比其邻”的政治社会理想与“履虎尾不咥人，亨”的生态社会理想二者相结合，才是《周易》古经作者所追求的完美的太平盛世理想。显然这种理想在古代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种理想象光芒闪射的一轮太阳，给华夏民族自强不息提供了巨大的热能和动力，推动着中华文明穿越古今时空，迈上新的征途……当今世界生态失衡，全球各种危机四伏，有识之士都在自觉倡导生态道德，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危机，寻求维持新的生态系统的法宝。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智慧的奇葩——《周易》古经所阐发的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无疑是一剂济世良药，是拯救地球、解决危机的有效法宝。试想，如果全世界那些富裕国家都能“富比其邻”，不肆意掠夺别国的资源、制止好战的“武人”政治、和平共处，讲究“有孚挛如”，保持“尚德载”的胸怀，那么全球“既雨既处”、“虎不咥人”的美好生态社会降临的日子还会那么遥远么？！
